疾病，是个古老的话题，它与人类的关系如此密切，以至于很多时候，疾病，不仅仅是疾病。或者说，病因清楚、容易治愈的常见病，还能算单纯的疾病；而那些原因不明、无法治愈的疾病，则不仅仅是疾病，它们有各种“隐喻”。
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，由于其神秘莫测，我们把各种疑难杂症视为“天罚”，是上天降罪人世间的工具。随着科学进步、医学昌明，“天罚”论慢慢失去市场，但附着其上的种种解读从未散去。
疾病的“隐喻”
在各国文化传统里，疾病，一直被当作死亡、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。尤其是疑难杂症，生病本身似乎就是“堕落”的证据。
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一书中，美国评论家同时也是癌症患者的苏珊·桑塔格曾总结道：
“任何一种病因不明、医治无效的重疾，都充斥着意义。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，人们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，如腐败、腐化、污染、反常、虚弱等，全都与疾病画上了等号。……人们对邪恶的感受被影射到疾病上，而疾病则被影射到世界上。”
在苏珊·桑塔格看来，那些神秘的疾病，具有被当作隐喻使用的最广泛的可能性，它们被用来描绘那些从社会意义和道德意义上不正确的事物。
如梅毒，被视为羞耻的、粗俗的疾病；结核病（结核杆菌被发现之前），被解读为一种偏执，要么是情感过于强烈，要么是意志力薄弱、自暴自弃；癌症，因其无中生有、畸形扩散等特征，成为自我压抑或无节制生活的代名词；而艾滋病，因其特殊的传播途径，被视为对放纵的惩罚。
疾病一旦被打上耻辱的印记，就会殃及患者本人。疾病附带的恶名会加剧患者的痛苦，有时，甚至成为主要的痛苦源。一如尼采所说，
“想一想疾病吧！——去平息患者对疾病的想象，这样，他就至少不必因对疾病胡思乱想而遭受比疾病本身更多的痛苦——我认为，这种痛苦很是厉害！它大得很呐！”
患病，通常可被理解为一种受难，但令人恐惧的不是受难，而是这种受难还让人丢脸。以艾滋病为例，就早期很多病例而言，患者恰好是某个“高危群体”的一员，这个群体又恰恰不被主流社会认可。于是，在大众眼里，通过某种性实践感染艾滋病，变成了一种咎由自取。
如果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患病，那患者最大的不幸就是孤独地患病。同为恶疾，当某人被诊断为患癌症时，他的家人通常向他隐瞒结果；当被诊断为艾滋病时，患者本人通常向家人隐瞒结果。前者，因关心而逃避；后者，则因逃避而愈发孤独。
也有些疾病，一度存在被美化的倾向，比如结核病。
历史上，很多文艺名人都是结核病患者，如肖邦、契诃夫、卡夫卡、爱默生、梭罗、雪莱、济慈，以至于人们把结核病与文学创造力联系在一起，赋予结核病一种浪漫气质。
作为病友，雪莱曾如此劝诫济慈，“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的人的病”，19世纪末，西方一些文学评论家甚至把当时文学艺术的衰退，归结为结核病的逐渐消失。
事实上，无论丑化还是美化，都源于不把疾病当疾病，赋予其不该赋予的内涵。
我们为何会生病？
正确认识疾病，需要破除疾病的隐喻；要破除各种隐喻，首要是消除疾病的神秘感。
以癌症为例，因其多因属性——致癌物、基因、免疫力、情绪、心理等——被赋予最广泛的隐喻。一种常见的解读是，压抑是癌症源头，那些心理受挫的人、不能发泄自己的人，更容易患上癌症。反过来，癌症患者也容易被贴上自我压抑的标签，成为他们新的痛苦源。
真相或许是，就像结核杆菌之于结核病，我们还没找到导致细胞癌变的那个唯一致病源，才会有这么多“医学假说”，这些“医学假说”，又为各种疾病隐喻提供了发酵土壤和想象空间。
好在，虽然具体到单个疾病的病因，还需依赖科学和医学的进步；但整体而言，关于人类为何会得病，我们已慢慢有了更为理性的认知。
诠释疾病机理，不同视角有不同解读，在进化论者看来，至少四方面原因让人类不得不与疾病长期共存。
一是人类进化速度赶不上环境变化速度，不协调、不适应成为病因。比如说，当食物供给不再稀缺，人类在长期饥饿环境中进化而来的味觉偏好和饮食本能，让我们在这个时代深受肥胖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“文明病”之苦；当生活节奏变快、竞争压力变大，在石器时代只有遇到野兽时才会产生的焦虑情绪，变成家常便饭，情绪过载，成为各种心理问题的源泉。
在科技加持下，我们的生活环境日新月异，可我们的身体结构同几千年前并无二致，于是，新型疾病不断出现，心理问题更是层出不穷。
二是人体构造本质上就是进化妥协的产物，妥协意味着不完美。比如，大脑容量增加让我们更聪明，却以颞部肌肉缩小、脑部更易受伤为代价；直立行走解放了双手，却也让我们更容易腰酸背痛；我们的骨骼结构，需要在健壮与灵活性之间做平衡；我们的胃酸浓度，则要在杀菌消毒能力和胃溃疡发病率之间做选择；……
人体并不完美，妥协无处不在，一旦过载过量，总会产生问题。
三是自然选择只关心基因传承，不在乎个体死亡。在《自私的基因》的作者看来，一切动物（包括人类）都是基因自我复制的容器，
“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，它们创造了我们，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，而保存它们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。我们称它们为基因，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”。
人类的基因通过生育完成代际传递，自然选择也只在这个阶段发挥作用。以生育期为界限，使幼儿致病的基因无法传续，使青年致病的基因只有少量后代，老年致病的基因则能永续传递下去。所以，生育期之后，各种有害基因陆续发挥作用。衰老，如期而至；病痛，如影随形。
说到底，自然选择只关心在生育期内完成基因传承，生物体自身是否长寿并不重要。
四是微生物入侵，“物竞天择”视角下的生存竞争。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，人类虽已处于食物链的顶端，却仍是大自然生态链内的一环。在肉眼可见的宏观世界，我们已少遇威胁，可面对种类更为庞大的微生物世界，生存竞争才刚刚开始。
除非我们能消灭所有致病微生物（这是不可能的），否则就不可能根治各种因微生物入侵导致的疾病。
从文明进步看，人类的确很强大；可作为生物体，我们又真的很脆弱。
正确看待疾病
19世纪之前，医学很大程度上仍与巫术无疑；进入20世纪后，现代医学突飞猛进，一度让我们产生了可以战胜一切疾病的幻觉：
x线、ct、超声等新技术，大大提高了疾病检查精准度；麻醉、抗生素、血库与输液的应用，助力外科手术步入黄金时代；基因测序技术，更是让我们自以为掌握了生命的密码，甚至可以向衰老发起挑战。
但事实证明，新的进步总会产生新的问题，新的疑难杂症更是层出不穷：
结核病、天花的问题解决了，艾滋病、癌症成为新的难题；
抗生素曾是对付致病微生物的金丹妙药，抗药性病菌很快成为新的难题；
越来越多的生理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，越来越多的精神性疾病让人束手无策；
……
其实，出现新的疑难杂症并不可怕，这本来就是无法避免的问题，真正的问题仍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些疑难杂症：我们对于死亡的恐惧，总会映射到疾病之上，把一个个自然或物理问题，变成道德或精神问题。
疾病只是疾病，不存在任何启示，不应也不必附带任何隐喻。
美国医生特鲁多（1848-1915年）的墓碑上刻着一句铭言：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。面对那些无法治愈的疾病，或许，这才是我们应持的态度。